“工商文明”的鼓呼者

    武克钢为“工商文明”的鼓与呼能否得到更广泛和实质的回应？

    文/本刊记者 侯燕俐

    仅仅将云南红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武克钢理解为企业家显然是不够的，他本人能在从商十多年之后提出“中国呼唤工商文明”的宣言也并非偶然。

    作为知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的外孙，武与两代经济学人过从甚密，关注他们的思想成果。他曾经官至深圳市蛇口区副区长，仕途通畅。命运在他1987年去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时转了个弯，五年后他回国步入商场，一折腾又是十多年。53岁的武克钢现在同时是香港通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掌管包括云南红在内的十多家子公司。

    官、学、产三位一体的人生经验让武克钢对于理解中国社会有着立体的看法，而美国的深造又使他对西方商业文明有了更深的理解与比照。“应该说，做企业不是我主动的选择，但现在看来有种历史必然性。更重要的是，尽管艰辛，我乐在其中。”过了已知天命年纪的人有资格对于自己的人生做出回顾性的判断。不仅如此，武克钢将这种回顾也投射到当今中国社会文明的变迁上，于是有了“工商文明”的呼唤。

    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2004年亚布力企业家论坛上，武克钢发表了名为《中国呼唤工商文明——兼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的讲演。其讲演言辞恳切犀利，一石激起千层浪。心有戚戚者有之，不敢苟同者亦有之。

    武克钢性格刚烈几乎人所共知，他常常成为企业家聚会和各类会议场合里发言“提神醒脑”的那位，有若干“不打不相识”的朋友。对于“工商文明”的系统想法，他强调并非突然，也不是他一人提出，“经常参加企业家和经济学理论界活动，小圈子内讨论碰撞类似的话题。我相对来讲比较勤快，记一点提纲，写一点感悟，逐步去完善。在天下谷企业家文化研究所所长杨鹏的推动下，整理成文。”

工商何以文明

    知古鉴今。在武克钢看来，中华文明从农耕文明转向工商文明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社会从“官本位”到“工商本位”的过渡也是大势所趋。

    “学者们习惯于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企业家则习惯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武克钢的语言通俗易懂，条理明晰，极富张力和激情。他从回顾欧美工商文明的历史入手，分析建立自由、平等、契约、法治的工商原则的进步意义。“工商文明不是仅有资本家的一种哲学，所谓工商文明这个概念并不完全是为了资本家的立场，或者是保护资本家集团的意图。它是一个文明历史的过程。”武克钢认为讲文明史的时候，应尽量客观来看。就如奴隶文明史有奴隶和奴隶主，封建文明史也不能只代表地主去讲。

    正如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独有，“工商文明”也不是资产阶级专属，它是一种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一种更有效率更符合人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工商文明的发展有自己的逻辑，有它自己不以民族和文化为转移的逻辑。工商文明是靠发展经济增加财富来缓解财富分配上的矛盾，而不像过去封建文明时代由“暴君”与“暴民”在固定的资源范围内玩财富分配的零和游戏。

    武克钢在白皮书里写道：“从西方工商文明的兴起到对中国的影响，从中国的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从小农自给自足的经济到工商业经济的发展，脉络很简单，就是新生的企业和城市利益集团的兴起，就是整个社会的逐渐企业化。”

    对于那些只是择取“官本位”、“两暴文化”等字眼进行粗暴评论的人士，武克钢深以为憾。一年多来，他到处“推销”自己的“工商文明”，也遇到不少尖锐的提问。在武汉大学，一位老教授颤巍巍地站起来反驳：“你无知，你狂妄，你读过马克思主义吗？”还有人问武克钢对工商文明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怎么看。

    对于前者的诘问，武克钢并不尴尬。他说，自己只是提出个人见解，并没有强迫别人吸收。每个人有权利选择他所赞同的理念。对于后者，他的解释是，工商文明是一个相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为宽泛的概念。工商文明的历史涵盖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美国的联邦共和制、法国相对中央集权的共和制、北欧的福利社会主义，也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甚至包括共产主义制度，如果后者能够成为适合工商文明的实实在在的制度的话。一句话，文明的含义大于制度。“一个工商文明的社会是开放的社会，各种理想和利益都可以公开表达与和平博弈。”

金钱的灵魂与意义

    一方面“AB血型好冲动”的武克钢认为“性格决定命运”，另一方面他更信奉“形势比人强”。“形势比人强怎么讲？你提着两把菜刀，赶上革命时代可以成为元帅；现在提两把菜刀，没出门，就让公安给按住，就是刑事犯罪。”

    置身于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大潮中，了解经济学界动态和政府体制改革，亲身感受工商力量的涌动，武克钢认为这个时代给了自己足够的信号，因此直言坦言，大胆呼唤“工商文明”。

    这一争议性宣言的提出，还基于他挥之不去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财富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武克钢认为有恒产者有恒心。中国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对财富的焦虑极其强烈，武觉得这种财富欲望的强烈预示着中国工商文明的发展基础之一，是件好事。他回想到自己的年轻时代，更多的是一种国家焦虑、情怀焦虑和理想焦虑。“那时刚刚结束动乱，思考的尽是中国向哪里去的问题。”

    合理合法的惟利是图是工商业发展的力量所在。武克钢认为那种因偶然性社会因素而获得第一桶金而暴富的时代结束了。不少人的第一桶金是从双轨制、东部的地产开发、信用社的开放、证券市场的突然冒出的政策变动中获利，因此，“第一桶金是社会对我们的贷款，如果有良知和责任，就要对这第一桶金的机会和贷款，做到十倍百倍的社会回报。”

    “我们这些企业家不能永远活下去，不能变成长生不老的仙人或妖精，我们都有撒手归西的那一天，所以资本只是流过我们的手而已，我们不过是在为社会管理一小段时间的资本而已。”

    对于云南红的发展，武克钢情有独钟，用他的话来讲，“云南红葡萄酒一头连着中国最贫苦的农民，一头又连着最繁华的都市，连着中国所谓富裕的精英阶层。这个企业的参照量很大。赚钱不难，赚有意义的钱很难。”

    有经济学家说，我们要善待企业家，善待财富的创造者，这是好心为企业家讲话。但武克钢听了心里并不舒服，“这不是谁善待谁的问题，而是大家都要实事求是的问题，而是大家都要平等相待的问题，而是大家都要对中国生产力发展负责的问题。”

    企业是否会成为武克钢进行理论与实践互动检验的试验室呢？武克钢爽朗一笑，“到我们这个年龄谋生不难，钱也不缺，但是人生价值的提高，人生价值的依附，人生价值的快乐最重要，体现在功德上。做什么事有意义呢？在官场混，乏味无聊。给别人打工，现在我的心态也不行。所以，养老还不够，光谈学问也不行。这样的背景下，我觉得有一个企业的摊子，有个丰富的人生，确实是自己很多想法、做法、为人的一个检验。”